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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班加罗尔:另一个中国全球化的镜像
作者:管理员    发布于:2018-07-15 12:24:50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摘要: 印度“硅谷”向东看。

 

发现班加罗尔:另一个中国全球化的镜像 翻译失败

“2004年2月的班加罗尔之行让我重新找回了思路,我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。”

《世界是平的》第一章里,专栏作家托马斯·弗里德曼笔调热情,是班加罗尔,全球软件外包的中枢,唤醒了这位“睡梦中的”全球化捍卫者。在班加罗尔,他看到正在变平的世界。

我当然没有托马斯·弗里德曼的好眼力。

不过,在2017年初移居班加罗尔之前,和这位美国同行一样,我双脚痒痒,被好奇心挠着,跑遍中国后,我跑刚果,跑乌干达,跑哥伦比亚, 世界各个角落里,我遇到来自中国各地的包工头、帮派老大、走私犯、娼妓、骗子,还有外交官。

在丛林、矿山,无人抵达的草原,他们架桥开路,我也看到一个更平的世界,不过并非被高科技拉平,而是传统的水泥钢筋。

班加罗尔同样唤醒了我。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另一个中国全球化的镜像,中国新经济时代的全球化。

新班加罗尔人 


索尼世界路口,连接科尔曼加拉区和英迪拉区,在班加罗尔市中心南部区域,是印度创业者的飞地,聚集着大大小小的创业公司、孵化器、天使投资机构。

我在印度的第一项技能,是要学会重新行走,穿过索尼世界路口,到对面的Spar超市购物。

印度南方人大多温和,不急不躁。但只要坐到驾驶室,这些品格就突然蒸发,他们开车的风格,就像行人走路一样,突然停车、转向, 没有交规约束,也没有中国遍布大街的摄像头,司机和行人都成了机会主义者。

穿越或者逼停迫身的车辆,从中趟出一条路,无数次的练习后,我变得娴熟自信。

似乎是项了不起的成就,尤其考虑到,班加罗尔交通糟糕,已在全印臭名昭著。连巴拉(Bala)也好奇,我是如何适应的。

2018年4月初,班加罗尔东郊的西格玛软件工业园内,巴拉和同事刚入新办公室的第二天,在仍未散去的装修味里,时隔半年后,巴拉很绅士的再次问起,班加罗尔的日子如何?

我的答案逗得他大笑不止,“只要回中国待上两周,我就想死这里了。”虽然夸张几分,并非信口开河。

他是班加罗尔土著,在硅谷工作17年,前几年,裸辞惠普高管职位后,巴拉回到故土。

“你为什么要回来呢?”毕竟,即便班加罗尔再欣欣向荣,也不过被冠之印度“硅谷”。

这个问题或许多余。2017年中,MoneyTap从红杉资本融到1230万美金

2015年9月,Bala、Kunal Varma和Anuj Kacker创立印度第一个基于手机应用的现金贷平台MoneyTap,给月收入约5000到8000元人民币的印度白领提供信贷。

他解释,印度银行系统由国有银行掌控,它们低效、僵硬,服务着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人财团,民众很难从银行获得服务,信贷“痛点”恰好孕育出印度巨大的现金贷市场。

正是由于印度市场的诸多痛点,和硅谷的巨大落差,让Bala 们意识到印度的潜力。

不仅Bala,印度连锁茶店Chaipoint刚在班加罗尔庆祝第一百家店开业。创始人Amuleek就是哈佛商学院毕业,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回流。

而印度另一家电商独角兽Snapdeal,创始人几乎拥有一致的经历。

2016年1月,华尔街日报曾专门刊文《印度欢迎技术精英回家》

中国人来了  


在席卷班加罗尔的创业浪潮里,2013年1月,在靠近科尔曼加拉区的HSR,普尼特·马努加成立在线心理咨询平台YourDost

2017年7月,他发现,自己业务激增,客户都是软件服务外包公司的码农,他们要么已失业,要么很焦虑,担心自己失业。

这是班加罗尔的真实写照。以Infosys为代表的外包行业正在衰落。幸运的是,班加罗尔跳上新经济快车,以电商为例,印度排名前三的Flipkart、Amazon India、Paytm Mall,均落户于此。

在新经济时代,班加罗尔的价值也被中国人重新定义。

即便托马斯·弗里德曼不吝溢美,给班加罗尔戴上全球化的桂冠。它仍是中国人的盲点,一座从贫穷中突围的IT 城市,仅此而已。在2014年之前,生活在班加罗尔的中国人,不到300人

2010年左右,成都市雄心勃勃的开通直飞班加罗尔的航线,但乘客寥寥,勉力支撑三年后, 不得不取消。

此前,只有华为,他们是班加罗尔的最早中国拓荒者。18年前,华为总裁任正非决定,在此开设印度研究院。如今,这里成为仅次于深圳总部的研发中心,员工接近4000人,90%以上是本地人。

最近两年,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提速,有全球化野心的企业家,开始频繁造访班加罗尔。

2017年12月中旬,娶了位印度夫人的李俊杰,联合中国创业者左利斌和其他几人,在班加罗尔举办第一次中印企业家的论坛。

跨境电商星商创始人张海政远在深圳,在一个微信群里,偶然看到会议信息,他当即买好飞往班加罗尔的机票。

2018年6月,在深圳龙岗区的办公室里,张海政告诉我,“准备按100人的规模去招。”

在亚马逊等各大电商平台,星商的客户都是外国人。“在深圳找个英语流利的客服,差不多要一万。”

这位憨直的留美博士算了一笔帐:印度招100人的成本,在深圳只能找二三个人。

数据显示,2017年,中国跨境进口零售电商市场的规模约为1113.4亿元,增长率为49.6%。 预计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的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元。而印度廉价的人才,为中国电商提供巨大想象空间。

相比张海政,SHAREit王超已是一名印度通。在加入SHAREit前,他在印度有多年媒体从业经历。

几年前,SHAREit 在海外收获几亿用户的消息传回国内,许多人才记住它的中文名茄子快传。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 15 亿用户,稳居 41 个国家 Google Play 工具类榜单排名第一,64 个国家 App Store 效率榜排名第一,目前已经成为印度,印尼,中东,南非,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“国民应用”。

SHAREit(茄子快传)诞生于 2012 年企业内部的一次团建。深山里手机信号不足,没办法分享刚拍的照片,于是催生了开发一款可以无网近传手机 App 的想法。

随后,SHAREit 在印度开花结果,以跨平台快速无网传输的特点迅速打开印度市场。这是中国应用出海的一个缩影。根据 App Annie 的数据,2017 年,印度 App 市场占比最大的两个国家分别是美国29%,中国 16%,印度本土 App 仅占 9%。

向东看 


中国企业的热情,在2017年6月被浇了一盆冷水。

当时,中印军队在洞郎地区发生对峙,局面僵持近两个月。在此期间,双方舆论不断发酵,民间的敌意被不断加热。

“坏消息”不断传来。

“听说要打仗了,我们还是不来了”;“再看看,等局势明朗了再说”。原本计划前来考察的中国企业,纷纷取消。还有人送来真诚关切,“你尽量还是不要出门,别让印度人打了”。

不过,即便中印关系跌入最近数十年的谷底,依然没有阻挡印度企业向东看。

2017年6月28日早晨,科尔曼加拉的共享空间Innov8正举行路演,轮到投资人拉胡尔分享时,他的幻灯片上,列上印度的创业企业外,还一一标注对标的中国企业。

我早已“见怪不怪”。此前,我去拜访在线医疗创业者Satish,他没有拐弯抹角,说自己公司要做印度的“春雨医生”。

原来,他在硅谷专门雇佣了一位斯坦福毕业的中国学生,追踪、分析中国在线医疗行业的动态,然后译成英文,供他参考。

中印对峙期间的这场路演,我向印度创业者介绍自己是中国人后,并没有遭遇一丝敌意。相反,会后,一位印度投资人给我发了六条消息,外加一个电话, 反复叮嘱,“带几位中国投资人过来啊。”

根据香港研究机构AVCJ的报告,在2015年和2016年,以阿里和腾讯打头阵的中国企业在印度共投资32亿美元,而在同期,来自美国的投资只有14亿美元,不到中国的一半。

阿里巴巴、腾讯持续加注印度市场,印度创业圈学习中文的兴致,也被撩拨。

“中文太难,能学会简单的对话,那就不错了。”2018年3月中旬,库纳尔·沙阿在他Wework的办公室求助于我,要我帮他在班加罗尔觅一名中文教师。

在印度,库纳尔·沙阿是耀眼的创业明星。2015年,他以4亿美金出售自己创立的线上支付公司Freecharge时,年仅30。

“成功太早也麻烦”,他半开玩笑,“不知道还能干嘛。”

还好,两年后,他找到新的创业方向,虽然他三缄其口,不愿透露新项目。创立Freecharge时,他拷贝的对象是Paypal,硅谷知名支付公司。第二次创业,他对标上中国公司。

他不仅要学习中文,在他筹备的项目里,还专门聘来两位南京大学的实习生,收集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资讯。

不过,库纳尔·沙阿(Kunal Shah)或许隐藏了他师法东方邻居的真实原委。

Freecharge被出售的同一年,它的竞争对手Paytm获得蚂蚁金服注资。彼时,传言甚嚣,腾讯有意入股Freecharge,以求在印度支付赛道获得一席之地。但传言没有兑现。

对手Paytm获得蚂蚁金服的金援,还有成熟的在线支付技术。“那时候(2016年),每个月都有十几个中国工程师在诺伊达(Paytm总部所在地),现在,他们的后台几乎和蚂蚁的一样。”一位知情人士透露。

2018年,Paytm创始人夏尔马(Vijay Sharma)被《福布斯印度》被评为40岁以下最富裕的亿万富翁。去年年初,我在杭州西溪宾馆见到他时,他说,几乎每两个月,要来一次杭州。

去年,Freecharge再次被转手,仅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,被一家银行收购。

“如果腾讯当时投资你们,你觉得,Freecharge的命运是否会不一样。”

“当时情况很复杂。” 库纳尔·沙阿避开话锋。

两周后,我给他挖到一名中文教师——一位在中国手机企业工作的姑娘。此前,她在教小米印度CEO简恩(Manu Jain)中文。

更中国,也要更印度


2017年2月,负责小米国际业务的副总裁雨果离职,曼努补缺,他还被任命为小米印度区董事总经理。

上任一年后,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的数据显示,今年第一季度,小米印度的市场份额达到31.1%,位居第一,超过三星近5%

在班加罗尔创业圈,一直传言,曼努主动抱上小米“大腿”,中介人则是他在麦肯锡的前同事特瓦里(Navin Tewari)。

“真的假的?”今年4月初,在班加罗尔Embassy 创业园,我向他求证。

“是这样的”,他说。有特瓦里牵线,曼努终与小米“二号人物”林斌取得联系。

特瓦里创立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公司Inmobi 是印度最早的独角兽,因此,备受印度创业者尊崇。这部分也与他显赫的家庭出身有关。

“我现在回家去,祖母还常常说,以后还是回来教书比较好。”他笑着说。

他祖母是印度理工的第一位女教授,家族成员也全都是知识父子,祖母至今不能“原谅”这个已经成功创业的特瓦里。

在班加罗尔,我观察到中印创业者之间迥异的创业背景。塔塔集团董事英国人阿伦在他的新书《繁荣国度》中提到,印度最成功的前一百名创业者,一半以上都来自种姓较高的家庭,几乎没有人出自贱民阶层。这和中国形成相当反差,中国最成功的创业者,大多来自三四线的小城,比如湖北仙桃的雷军,江苏宿迁的刘强东,福建龙岩的王兴等。

不过,阶层的天花板也逐渐在被印度创业者捅破,印度最新冒出的独角兽企业Byju’s就是其中之一。创始人Byju出生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乡村。

“你觉得和大部分印度创业者相比,乡村经历会成为瓶颈吗?”今年3月底,我将这个问题抛给他。

“不,这是优势。” Byju非常自信的回答。

在印度的一年半时间,我接触的印度创业者,不管Byju,特瓦里还是库纳尔·沙阿,无一不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惊叹不已,认为印度同行应该向中国学习。

“那么,中国创业者有什么可向你们学的呢?”采访特瓦里时,我问他。

他思考片刻,“印度企业家更有全球视野,或许是因为语言的关系,或许是因为印度的市场还在起步,我们在创业时,就想着其他国家。”

这是特瓦里和Inmobi的故事。尽管在班加罗尔发家,但是美国和中国才是Inmobi最大的两个市场。

而在上周的软银股东大会上,总裁孙正义对另一家印度连锁酒店OYO 的雄心褒奖不已。它已低调进入中国,在二十多个城市开张。

2004年12月刊的《纽约书评》里,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·森评论,中国和印度要想取得更大成就,中国要更印度一些,印度要更中国一些。这个结论,同样适用于两国的创业公司。``fafa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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